“三桶油”也好，民营石油企业也罢，在海外投资首先想的是，如何把投资顺利收回来。如果在顺利回收投资的同时，再把企业在海外获得的份额油（系所投资海外油气田的作业产量与中资企业的参股比例的乘积，比如，某海外油田的年产量是1000万吨且中方参股比例为40%，则中方企业的份额油为400万吨）拿回来，则皆大欢喜。但是，这要确保“低成本”地运回国内。如果中国企业在海外的份额油能够以较高的价格在当地销售或者销往世界其他地区，为什么非要运回国内呢？在平常情况下，“全球生产、全球销售”应该是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坚持的原则和策略。这也是国际惯例。“在海外投资就要把份额油运回来”的思路本身就是错误的，具有误导性。
更为重要的是，在保障国家石油天然气供应的关键时刻，央企承担的能源安全职责往往要高于其经济效益职责。例如，石油央企在过去十年，一直承担着进口气价格倒挂导致千亿元级亏损的巨大压力，向国内市场供应天然气。
需要澄清的是，并不是只有国家石油公司才会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西方的超级石油巨头在历史上屡次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作出过巨大贡献。
例如，“二战”期间，BP通过在伊朗的石油投资和经营，相当程度上保障了英国和盟军的石油供应，伊朗也由此成为“二战”期间仅次于苏联巴库油区的能源资源供应地。在紧急关头，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不分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
2017年，中国石油消费总量约6亿吨，进口量约4亿吨，对外依存度69%左右。但是，如果将中国企业在海外拥有的权益产量计入，则中国当年的“纯进口量”将降至2亿吨，而与此对应的对外依存度则降至33%左右；即便仅将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净产量”计算在内，中国当年的“纯进口量”也能降低1亿吨，而与此对应的对外依存度则降至50%。可见，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与经营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意义重大。
当然，实际的情况可能不是如此简单。中方企业是否对“份额油”和“净产量”的流向有话语权，还要取决于石油合同模式。
如果是产品分成合同（PSA），则外国投资者（作业者或合作伙伴）对其拥有的“成本油”（cost oil）和利润油（profit oil）有着自行销售、自行决定流向的权利；如果是中东地区目前常用的服务合同模式（service contract），则外国投资者对其所获报酬费对应的份额油有着自主销售的权利，当然，如果资源国是OPEC（欧佩克）成员国，还得遵从OPEC的产量配额；如果是中亚地区常用的矿费许可证制（licensing）合同模式，外国投资者也必须获得资源国批准的销售配额（quota）后，才可自行销售。
而且，国际石油贸易是通过海上运输和管道运输两种形式进行的，没有安全的海上通道和可靠的跨国管道运输系统，即便拥有上游资源和贸易资金，也难以实现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任。这也是为什么近十年来，我国加强在一些全球公海海域海上巡逻力量投入、加大跨境石油天然气管道建设运营力度的重要原因。
总之，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和能源地缘政治态势大变动的背景下，尽管外部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尽管有“回归国内、加大国内勘探开发”的趋势，但石油央企的海外投资与经营还得一如既往地走下去。中国需要成长出一批世界级的石油企业，更好发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作用。